2024年11月22日,希伯伦,这座宗教和历史争议交织的城市,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日,数十名犹太极端分子聚集在希伯伦,参与一年一度的宗教朝圣活动。与过去的混乱相似,这次的冲突也不例外地升级。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负责人阿维·布鲁斯少将。这位肩负约旦河西岸秩序维护任务的高级军官,在保护朝圣者集会时,竟然成为犹太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
据报道,这群极端分子试图追杀布鲁斯及其随行士兵,甚至封锁了军方行动的出口。以色列军方在第一时间逮捕了五名嫌疑人,迅速平息了暴力局面。幸运的是,布鲁斯及其士兵均未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却令人深思:以色列国内对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宽容态度,是否已经激化到了一个不可控的地步?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强烈谴责此类暴力行为,但政府高层,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对这一袭击保持沉默。
希伯伦,这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老城市,因其宗教意义而成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争夺的焦点。犹太教徒将希伯伦视为圣地,因为这里有圣经记载的“族长墓地”,埋葬着亚伯拉罕和其妻萨拉。然而,巴勒斯坦人同样认为,这片土地属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这种宗教认同的基础上,加之百年来的领土争端,使希伯伦成为巴以冲突中最具代表性的矛盾缩影之一。
过去几十年,犹太极端分子以宗教信仰为名,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展开暴力行动。特别是在希伯伦,定居者不仅驱赶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还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袭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军方虽尝试限制这些极端分子的活动范围,但这些举措往往更偏向保护犹太朝圣者的安全,而非巴勒斯坦居民的利益。这种单方面的安全措施,事实上成为激化双方矛盾的助推剂。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数以千计的犹太朝圣者涌入希伯伦,声称这是“根据圣经购买的土地”。这种缺乏历史和法律依据的宣称,进一步挑衅了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情绪。对于这些犹太定居者而言,宗教朝圣不仅是信仰的体现,更是一种占领和扩张的工具。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朝圣活动则是长期暴力和压迫的象征。
以色列政府对犹太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一贯采取宽容乃至纵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卡茨宣布终止对西岸犹太定居者的行政拘留令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项政策调整意味着,今后仅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有争议的行政拘留,而犹太极端分子即便实施暴力行为,也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批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以色列内部的双重标准,更为定居者的肆无忌惮提供了保护伞。
以色列的行政拘留政策本身就备受争议。根据这项政策,军方可以在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无限期拘留。这种手段主要针对巴勒斯坦人,即便当局掌握嫌疑人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情报,只要证据不足以提交法庭起诉,也可以通过行政拘留手段控制嫌疑人。而与此同时,针对犹太极端分子的类似犯罪行为,司法体系却往往网开一面,甚至在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定罪。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针对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的指控,大部分都以撤销告终。这种司法上的偏袒,让定居者在实施暴力袭击时毫无顾忌。从去年10月至今,定居者的暴力事件更是急剧增加,甚至屡屡升级为大规模袭击。卡茨的政策调整显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使以色列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显得更加偏袒一方,失去了调停冲突的公信力。
布鲁斯少将于今年6月接任中央司令部负责人时,曾公开承诺“不容忍定居者暴力事件”。然而,短短数月后,他便成为极端分子追杀的目标,显示出军方与政府在应对定居者暴力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布鲁斯试图维护秩序的努力,显然未能得到政府的足够支持。更令人质疑的是,在布鲁斯遭袭后,以色列高层依然保持沉默,没有对事件作出任何有力的表态或行动。
这一沉默的背后,反映出以色列政府对犹太极端分子的纵容态度。这不仅削弱了军方打击定居者暴力的力度,也让布鲁斯等试图维护秩序的军官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前任福克斯少将曾指出,“绝大多数以色列定居者都是守法公民”,但也坦言其中一部分人“采用了敌人的手段”。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守法公民”为何频繁持枪前往争议地区开拓新的定居点?
布鲁斯的遭遇,是以色列内部矛盾和政策失衡的缩影。军方希望通过限制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来实现稳定,但政府的政策和司法体系却在为这些极端分子提供保护。这种分裂让巴以冲突的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也使得和平的可能性愈加渺茫。
从希伯伦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巴以冲突的核心,不仅仅是宗教和领土争端,更是政策和司法上的双重标准。犹太定居者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驱赶和杀戮,是这场冲突的深层根源。而以色列政府的纵容态度,则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局面。无论是军方的孤立无援,还是政府的政策偏颇,都在不断将巴以和平推向更遥远的未来。这场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更需要以色列内部在政策和观念上的深刻变革。